左宗棠收复新疆，麾下有四大将！能打不爱财，临终一个比一个悲凉
左宗棠对西北边疆的关注，可以追溯到他的青年时代。道光十三年（1833年），时年21岁的左宗棠首次赴京参加会试，就在他所写的《燕台杂感》组诗中甚有远见地谈及了新疆置省、开屯等一系列问题。在北京，左宗棠还用心结识了以研究西北史著称的学者徐松，并在他那里看到了许多关于新疆的珍贵文献资料。科举对左宗棠而言，是一道死门。三次会试落第之后，左宗棠绝意仕进，博览群书，那一时期，他花了许多心思，仔细研读了研究新疆问题的专著——《西域图志》。道光朝的两大重臣陶澍、林则徐是左宗棠拓展人生的重要导师。陶澍的赏识，让青年布衣左宗棠早早地读到了朝廷关于西域事务的奏稿，而湘江舟中会面林则徐那一次，谈及西域事务，林则徐那一席话——“终为中国患者，其俄罗斯乎”，更是深深地影响了左宗棠。同治十年（1871年），沙俄用武力侵占新疆伊犁，其时左宗棠正在陕甘总督任上，那时他就敏锐地察觉到了沙俄的扩张野心。在写给正请假返湘的部将刘锦棠的信中，左宗棠说：“俄人侵占黑龙江北地，形势日迫，兹复窥吾西陲，蓄谋既久，发机又速，不能不急为之备。”两年后，同治十二年（1873年），针对新疆久被蚕食的现状，左宗棠奋笔疾书，向总理衙门上了一道极具见识的奏章。左宗棠认为，沙俄霸占伊犁，“恐非笔舌所能争”，终究要通过武力或以武力为后盾将其收回。可是当时关外各军的备战情况却十分糟糕，兵力单薄而冗杂，不战而坐食，而且指挥不一，军无斗志，根本不具备“克服要地”的条件。此外，作为进兵孔道和前进基地的河西走廊，也早已受到严重破坏。左宗棠没有回避问题，将这些不利情况讲明之后，他很是雄才大略地提出了武力收复新疆的军事战略：从“兵事”方面讲，欲粉碎俄人侵略阴谋，必须先定南疆（回部）。欲收回伊犁，必须先拿下乌鲁木齐；从“饷事”方面讲，则须“别筹实饷”，另辟饷源，并在肃州设立粮台。与此同时，还要节约开支，统一调配，将各军专饷归并为一，相其缓急，均其多寡。当时的清廷当权者，对新疆的情况很不了解，他们甚至连阿古柏入侵的由来和现状，也知之甚少；而对于沙俄侵略的野心，直到俄军全面占领伊犁后，他们才愕然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可是，就在左宗棠极力促成武力收复新疆时，一场关于海防与塞防的大辩论却随之爆发了。自新疆遭蚕食以来，曾国藩就主张“暂弃关外，专清关内”。李鸿章则更进一步地主张，停撤西北“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”，“停撤之饷，即均作海防之饷。”李鸿章的理由是，新疆北邻俄国，南近英属印度，“即勉图恢复，将来断不能久守”，“而论中国目前力量，实不及专顾西域”。由于李鸿章及其党羽的鼓噪，一时间，“边疆无用论”、“得不偿失论”、“出兵必败论”，甚嚣尘上。此时的左宗棠属于少数派，但他的脊梁甚硬。光绪元年三月初七日，左宗棠挺身而出，呈上《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》和《遵旨密陈片》，详细分析了敌我双方形势，并且提出了应对方略。针对李鸿章只有牺牲“塞防”才能加强“海防”的奇怪逻辑，左宗棠明确提出：“窃维时事之宜筹，谟谋（君臣谋议政事）之宜定者，东则海防，西则塞防，二者并重。”所谓并重，不是说搞平均，而是讲究缓急、匮裕之别。针对“新疆无用”、“得不偿失”等无能缪论，左宗棠针锋相对地强调，国家领土尺寸不能让人，新疆绝不是“万里穷荒”，决不应以任何借口任凭侵略者去霸占它。至于李鸿章之流鼓噪的“出兵必败”，左宗棠的回击甚是霸气：“勿论贼势强弱，且自问官军真强与否？”言明以上宏论，左宗棠随即摆出鹰派姿态，他建议朝廷，应立即调整前线将帅，以金顺替代景廉，并把负责西征粮台而又“同役而不同心”的袁保恒调开，以建立一个协调一致，有权威、有效率的统帅部。左宗棠的塞防主张，得到了当时正执政的武英殿大学士、军机大臣文祥的支持。如此一来，慈禧终于下定决心，并于光绪元年三月二十八日发出“六百里加急”谕旨，任命左宗棠为“钦差大臣、督办新疆军务”，授予他筹兵、筹饷、指挥军队的全权，并明令将镇迪道划归陕甘总督统辖。武力收复新疆一役，是左宗棠一生最为豪迈、最为英雄的事迹。可是后世有几人深究过，这豪迈的英雄壮举背后，究竟沁着多少辛酸和苦楚？而这些才是左宗棠以及他的部将们，最为可敬可叹的地方。“朝命甫下，人人皆为公（左宗棠）危。”这是左宗棠领命西征时的真实处境。在当时，左宗棠面临的危难，主要来自三个方面：首先，站在他身后的“同僚”，尽是期盼他一败涂地的政敌，纵观历史上所有收复失地的战争，恐怕还没有像左宗棠这样孤立无援的；其次，在国库空虚、财政拮据的前提下筹措军费，在军粮无着、路途艰险的前提下筹办粮料，这是“巧妇要为无米之炊”的困境，弄不好就是死路一条；再者，盘踞新疆的匪首阿古柏，久以“凶悍能军”著称，且和英、俄等国相互勾结，面对如此强匪劲敌，又是千里远征，稍有不慎，很容易出现变故，甚至造成大溃败。然而，面对这些危难险阻，左宗棠心中虽有悲苦之感，但所到之处呈现出的却是晚清第一强人的坚韧、强悍与卓绝。李鸿章一向嘲讽左宗棠手下没有精兵强将，很不地道的是，眼下要用兵新疆，李鸿章非但没有襄助之心，相反使尽一切官场手段，将已在西北的刘铭传铭军、宋庆毅军调往内地，以求在兵员方面对左宗棠形成掣肘。对此，左宗棠不以为然，自有一套选将用兵之道。左宗棠选将，看重的是志同道合，真正的不怕死、不爱财。他的西征大军，三位主帅，北路统帅金顺、南路统帅张曜以及中路统帅刘锦棠，尽是如此。这一点，曾国藩的湘军将领比之逊色，李鸿章的淮军将领比之则是惭愧。至于边塞用兵，左宗棠也有极识时务的主张，西征之兵，“在精不在多”，因为“道远运艰，不能用众”。客观地讲，兵将的问题，对当时的左宗棠而言，即便有人从中作梗阻碍，但终究问题不大。真正困难的是军饷问题。左宗棠统帅的西征大军，一年的军费支出约八百多万两，朝廷实际只能拨给五百多万两，这还只是纸面上的乐观说法。自从“海防”之议起，李鸿章从中作梗，各省、关实解西征“的饷”（当时西征军费在海关关税和各省厘金项下拨充）比计划陡然少了一半，只剩下两百数十万两。不得已，左宗棠只好顶着朝野上下非议的压力，硬着头皮想方设法为西征举借洋债。那时，由于西部陕甘地区没有洋商的派驻机构，左宗棠若想借款，必须请东部的两江出面代理，以便与上海的洋商交涉。当时，两江总督是沈葆桢，此人是经左宗棠推荐担任船政大臣之后，被提拔为现职的。有这一官场渊源在，按理说沈葆桢应当感激左宗棠，对于左宗棠的当务之急，当尽力帮办才是。可是谁也没有想到，沈葆桢不仅拒绝了左宗棠让其代理借款的请求，而且还向朝廷写了一份措辞极为严厉的奏折，坚决反对左宗棠借款西征。沈葆桢反对的理由是，左宗棠借款的利息太重：“今以一千万照台湾成案八厘起息，十年清还计之，耗息约近六百万，不几虚掷一年之饷乎？”沈葆桢持有这样的态度，说明他已抛弃与左宗棠的昔日情谊，站到了李鸿章那条船上。由于沈葆桢掀起的反对大浪招来了滔滔非议，尽管清廷当时已同意借洋款千万两的计划，左宗棠为了不影响西征人心，只好自担困难，请求将借款数改为四百万两。慈禧在某些时候还是有格局、有魄力的。见左宗棠西征有苦心，更有难处，清廷最终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：“该督既以肃清西路自任，何惜筹备巨款，俾敷应用，以竟全功。加恩著于户部库存四成洋税项下拨给银二百万两，并准其借用洋款五百万两，各省应解西征协饷提前拨解三百万两，以足一千万两之数。”左宗棠接到这道上谕，不禁老泪纵横。军饷有了着落，左宗棠信心倍增，紧跟着在筹粮、运粮、军需补给等重要环节作了重要部署。等到万事俱备，东风不欠之时，左宗棠深谋远虑，为收复新疆制定了两条关键战略方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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