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左宗棠收复新疆,麾下有四大将!能打不爱财,临终一个比一个悲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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左宗棠收复新疆,麾下有四大将!能打不爱财,临终一个比一个悲凉

左宗棠对西北边疆的关注,可以追溯到他的青年时代。道光十三年(1833年),时年21岁的左宗棠首次赴京参加会试,就在他所写的《燕台杂感》组诗中甚有远见地谈及了新疆置省、开屯等一系列问题。在北京,左宗棠还用心结识了以研究西北史著称的学者徐松,并在他那里看到了许多关于新疆的珍贵文献资料。科举对左宗棠而言,是一道死门。三次会试落第之后,左宗棠绝意仕进,博览群书,那一时期,他花了许多心思,仔细研读了研究新疆问题的专著——《西域图志》。道光朝的两大重臣陶澍、林则徐是左宗棠拓展人生的重要导师。陶澍的赏识,让青年布衣左宗棠早早地读到了朝廷关于西域事务的奏稿,而湘江舟中会面林则徐那一次,谈及西域事务,林则徐那一席话——“终为中国患者,其俄罗斯乎”,更是深深地影响了左宗棠。同治十年(1871年),沙俄用武力侵占新疆伊犁,其时左宗棠正在陕甘总督任上,那时他就敏锐地察觉到了沙俄的扩张野心。在写给正请假返湘的部将刘锦棠的信中,左宗棠说:“俄人侵占黑龙江北地,形势日迫,兹复窥吾西陲,蓄谋既久,发机又速,不能不急为之备。”两年后,同治十二年(1873年),针对新疆久被蚕食的现状,左宗棠奋笔疾书,向总理衙门上了一道极具见识的奏章。左宗棠认为,沙俄霸占伊犁,“恐非笔舌所能争”,终究要通过武力或以武力为后盾将其收回。可是当时关外各军的备战情况却十分糟糕,兵力单薄而冗杂,不战而坐食,而且指挥不一,军无斗志,根本不具备“克服要地”的条件。此外,作为进兵孔道和前进基地的河西走廊,也早已受到严重破坏。左宗棠没有回避问题,将这些不利情况讲明之后,他很是雄才大略地提出了武力收复新疆的军事战略:从“兵事”方面讲,欲粉碎俄人侵略阴谋,必须先定南疆(回部)。欲收回伊犁,必须先拿下乌鲁木齐;从“饷事”方面讲,则须“别筹实饷”,另辟饷源,并在肃州设立粮台。与此同时,还要节约开支,统一调配,将各军专饷归并为一,相其缓急,均其多寡。当时的清廷当权者,对新疆的情况很不了解,他们甚至连阿古柏入侵的由来和现状,也知之甚少;而对于沙俄侵略的野心,直到俄军全面占领伊犁后,他们才愕然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可是,就在左宗棠极力促成武力收复新疆时,一场关于海防与塞防的大辩论却随之爆发了。自新疆遭蚕食以来,曾国藩就主张“暂弃关外,专清关内”。李鸿章则更进一步地主张,停撤西北“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”,“停撤之饷,即均作海防之饷。”李鸿章的理由是,新疆北邻俄国,南近英属印度,“即勉图恢复,将来断不能久守”,“而论中国目前力量,实不及专顾西域”。由于李鸿章及其党羽的鼓噪,一时间,“边疆无用论”、“得不偿失论”、“出兵必败论”,甚嚣尘上。此时的左宗棠属于少数派,但他的脊梁甚硬。光绪元年三月初七日,左宗棠挺身而出,呈上《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》和《遵旨密陈片》,详细分析了敌我双方形势,并且提出了应对方略。针对李鸿章只有牺牲“塞防”才能加强“海防”的奇怪逻辑,左宗棠明确提出:“窃维时事之宜筹,谟谋(君臣谋议政事)之宜定者,东则海防,西则塞防,二者并重。”所谓并重,不是说搞平均,而是讲究缓急、匮裕之别。针对“新疆无用”、“得不偿失”等无能缪论,左宗棠针锋相对地强调,国家领土尺寸不能让人,新疆绝不是“万里穷荒”,决不应以任何借口任凭侵略者去霸占它。至于李鸿章之流鼓噪的“出兵必败”,左宗棠的回击甚是霸气:“勿论贼势强弱,且自问官军真强与否?”言明以上宏论,左宗棠随即摆出鹰派姿态,他建议朝廷,应立即调整前线将帅,以金顺替代景廉,并把负责西征粮台而又“同役而不同心”的袁保恒调开,以建立一个协调一致,有权威、有效率的统帅部。左宗棠的塞防主张,得到了当时正执政的武英殿大学士、军机大臣文祥的支持。如此一来,慈禧终于下定决心,并于光绪元年三月二十八日发出“六百里加急”谕旨,任命左宗棠为“钦差大臣、督办新疆军务”,授予他筹兵、筹饷、指挥军队的全权,并明令将镇迪道划归陕甘总督统辖。武力收复新疆一役,是左宗棠一生最为豪迈、最为英雄的事迹。可是后世有几人深究过,这豪迈的英雄壮举背后,究竟沁着多少辛酸和苦楚?而这些才是左宗棠以及他的部将们,最为可敬可叹的地方。“朝命甫下,人人皆为公(左宗棠)危。”这是左宗棠领命西征时的真实处境。在当时,左宗棠面临的危难,主要来自三个方面:首先,站在他身后的“同僚”,尽是期盼他一败涂地的政敌,纵观历史上所有收复失地的战争,恐怕还没有像左宗棠这样孤立无援的;其次,在国库空虚、财政拮据的前提下筹措军费,在军粮无着、路途艰险的前提下筹办粮料,这是“巧妇要为无米之炊”的困境,弄不好就是死路一条;再者,盘踞新疆的匪首阿古柏,久以“凶悍能军”著称,且和英、俄等国相互勾结,面对如此强匪劲敌,又是千里远征,稍有不慎,很容易出现变故,甚至造成大溃败。然而,面对这些危难险阻,左宗棠心中虽有悲苦之感,但所到之处呈现出的却是晚清第一强人的坚韧、强悍与卓绝。李鸿章一向嘲讽左宗棠手下没有精兵强将,很不地道的是,眼下要用兵新疆,李鸿章非但没有襄助之心,相反使尽一切官场手段,将已在西北的刘铭传铭军、宋庆毅军调往内地,以求在兵员方面对左宗棠形成掣肘。对此,左宗棠不以为然,自有一套选将用兵之道。左宗棠选将,看重的是志同道合,真正的不怕死、不爱财。他的西征大军,三位主帅,北路统帅金顺、南路统帅张曜以及中路统帅刘锦棠,尽是如此。这一点,曾国藩的湘军将领比之逊色,李鸿章的淮军将领比之则是惭愧。至于边塞用兵,左宗棠也有极识时务的主张,西征之兵,“在精不在多”,因为“道远运艰,不能用众”。客观地讲,兵将的问题,对当时的左宗棠而言,即便有人从中作梗阻碍,但终究问题不大。真正困难的是军饷问题。左宗棠统帅的西征大军,一年的军费支出约八百多万两,朝廷实际只能拨给五百多万两,这还只是纸面上的乐观说法。自从“海防”之议起,李鸿章从中作梗,各省、关实解西征“的饷”(当时西征军费在海关关税和各省厘金项下拨充)比计划陡然少了一半,只剩下两百数十万两。不得已,左宗棠只好顶着朝野上下非议的压力,硬着头皮想方设法为西征举借洋债。那时,由于西部陕甘地区没有洋商的派驻机构,左宗棠若想借款,必须请东部的两江出面代理,以便与上海的洋商交涉。当时,两江总督是沈葆桢,此人是经左宗棠推荐担任船政大臣之后,被提拔为现职的。有这一官场渊源在,按理说沈葆桢应当感激左宗棠,对于左宗棠的当务之急,当尽力帮办才是。可是谁也没有想到,沈葆桢不仅拒绝了左宗棠让其代理借款的请求,而且还向朝廷写了一份措辞极为严厉的奏折,坚决反对左宗棠借款西征。沈葆桢反对的理由是,左宗棠借款的利息太重:“今以一千万照台湾成案八厘起息,十年清还计之,耗息约近六百万,不几虚掷一年之饷乎?”沈葆桢持有这样的态度,说明他已抛弃与左宗棠的昔日情谊,站到了李鸿章那条船上。由于沈葆桢掀起的反对大浪招来了滔滔非议,尽管清廷当时已同意借洋款千万两的计划,左宗棠为了不影响西征人心,只好自担困难,请求将借款数改为四百万两。慈禧在某些时候还是有格局、有魄力的。见左宗棠西征有苦心,更有难处,清廷最终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:“该督既以肃清西路自任,何惜筹备巨款,俾敷应用,以竟全功。加恩著于户部库存四成洋税项下拨给银二百万两,并准其借用洋款五百万两,各省应解西征协饷提前拨解三百万两,以足一千万两之数。”左宗棠接到这道上谕,不禁老泪纵横。军饷有了着落,左宗棠信心倍增,紧跟着在筹粮、运粮、军需补给等重要环节作了重要部署。等到万事俱备,东风不欠之时,左宗棠深谋远虑,为收复新疆制定了两条关键战略方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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